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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而內蒙古牧區的城鎮化動力是以讓牧民定牧、進城為目標，以接納外來人口為目標，以城鎮化為目標的城鎮化，有產無業、有城無市的城鎮化，有城市無產業的城市化，有產值無收入的城市化。城市化與文化、自然生態的惡化圍繞內蒙古城市化發展的批評意見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這兩方面，比較典型的意見有：定牧導致超載過牧，此種密集、深度放牧破壞瞭自然生態。為瞭一步到位地實現城鎮化建設，搬遷人口是一種快捷的做法，結果牧民到瞭城鎮，不像漢人那麼功利、會算計，商業那一套理性主義思維方式與他們傳統文化中奉行的仗義、英雄主義思維格格不入，政府補貼的錢往往不足以維持牧民在城鎮形成新的生計方式。
關鍵詞：牧民;內蒙古;文化;政策;城鎮;生活;生態;草地;學者;鏈條
作者簡介：
城市化與文化、自然生態的惡化
圍繞內蒙古城市化發展的批評意見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這兩方面，比較典型的意見有：定牧導致超載過牧，此種密集、深度放牧破壞瞭自然生態。②也有學者認為，城鎮化改變瞭內蒙古人原有的那一套生產和生活方式，③亦即破壞瞭其本土的“文化生態”。這些意見直指資本、政策和文化的關系。它向我們昭示：經濟不等於社會!因而我們不禁要問：看似如此理性的大數據究竟丟失瞭什麼?
於是，我們改變用定量研究觀察社會的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來考察內蒙古的城市化過程，根據人們的行為方式，將內蒙古城市化類型劃分為四類：“集市型城市”、“企業型城市”、“政策型城市”和“移民型城市”。其中集市型城市發展自傳統集貿市場。譬如包頭發展自傳統互市，它既是物資的集散地，也是信息的交匯之處；呼和浩特發展自驛站，因為密集的交通網絡聚集瞭人氣，蒙古人將這樣的地方稱為“浩特”。企業型城市，譬如突然發現瞭煤礦，就挖煤，發現氣田就開采煤氣，周圍就業、服務業也接踵而至，企業帶動瞭當地城鎮化。這種城鎮化和企業的命運拴得比較緊，企業一旦垮瞭，城市也就廢瞭。政策型和移民型城市有些重疊，但實際上移民型城市主要是以生態移民為主(如鄂倫春、達斡爾等)，這是一步到位的發展思路。當地政府將當地農牧民從山上搬下來，給他們蓋好房子，讓他們過著和城裡人一樣的生活。政策型城市因為國傢或地方政府的戰略需要，搬遷整個城市，形成“新城”和“老城”格局。如鄂爾多斯整體搬遷，白天職工上政府大樓辦公，晚上下班返回老城居住，形成瞭晝夜兩重天的景象。另外一種是，那個地方本來沒有城市，比如說二連浩特、滿洲裡，為瞭與外蒙古、俄羅斯搞邊境貿易，促進開展邊貿活動，幹脆就地打造一個城鎮。筆者把移民型城市和政策型城市的微妙區別加以區分，為的是進一步看清楚政策在行為層面如何被劃分的現象。
傳統上蒙古族牧民以3～5戶為一個基本單位，逐水草而居，取材於地、取法於天，這使牧民的生產與生活捆綁在一起，形成瞭一個整體鏈條，筆者將其稱為“生活世界的意義系統”。在這個“第一鏈條”中，牧民的財富來自於五畜，即馬、駱駝、牛、綿羊、山羊。與農業生產中的財富不同，逐水草移動是五畜的基本特征。人在鏈條中最重要是維護五畜的正常生存，而其生存依靠的是自然環境，因此在天(自然)面前，環境、五畜和人類是平等的，各有各的品格，並沒有被資本化。人尊崇天的方式通過人們創造的儀式來實現，它規范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④祖先和天是蒙人信仰的依托，而居住的敖包同時也是祭天、祭祖的空間，小到一個傢庭，大到全蒙全都是依循著這樣的文化機制進行生產生活的。
其中各組成元素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還可以細化為“第二層鏈條”、“第三層鏈條”……不同層級的鏈條之間呈現為一種觀念上的派生關系，如：傢可以進一步細化分為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及其通過婚姻或生產聯合形成的組織形式；天可被細分為九十九個騰格裡(長生天)；敖包是人們祭天、祭祖的神聖場所，也具有區域、大小層級之分；五畜可按其活動半徑分出大小不同的草場范圍，甚至還可以細分出各種牲畜所吃草的種類和具體部位……
可見，傳統蒙古族牧民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結構緊密、互為影響的有機構成，那麼如何基於此來理解城市化過程中的資本介入與“過度放牧”等一系列政策行為帶來的結果?事實上，正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關系創造瞭文化，因而新元素的進入一定也會導致關聯性變化的發生，在這個“生活世界的意義系統”中，有些地方的鏈條斷瞭，有的環節新生長瞭出來。比方說工業產品的進入改變瞭人們放牧的方式，尤其年輕人完全可以騎摩托放牧，而無需騎馬瞭。再如打機井的使用也改變瞭人與自然的傳統關系。
從“第二層鏈條”到“第三層鏈條”的演化我們可以看到，地下水的使用不再是“取材於地”那麼簡單，通過機井、水泵和柴油的使用，水進入市場成為一種商品低音喇叭電容，這意味著牧民無法自我控制市場價格，而必須花錢買水。水的商品化勢必將轉嫁到他的具體生產環節中，資本逐漸滲透進牧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可見，城市化過程創造瞭生產生活鏈條中的一部分新元素，另外有一些傳統的部分則被切斷瞭。比如對於傢庭生活來說，無論是進城打工，還是進城為孩子陪讀，越來越多的牧民傢庭遊弋於城鄉兩地，成為“一戶兩居傢庭”。城市教育體系的建立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標準之一，但教育資源向城市的傾斜、鄉村學校的撤並，導致一傢人中媽媽在城裡陪讀，爸爸在外地打工，本來一傢，現在變成一戶兩傢的現象越來越常見，形成瞭新型的候鳥式傢庭：
橋二的老傢在恩戈貝。作為擁有4口之傢的父親，兩個孩子的教育是他傢的最大開支。為此他必須搬到他認為比傢鄉好的教育環境(達拉旗)求學，並在學校附近租房。他在老傢承包瞭60畝地，主要用於種植玉米，秋收後作為飼料賣給過冬的牧民。除此之外他還在達拉旗打零工(工地小工或開出租等)，以便維持日常開支。住房、交通、飲食等這部分開支屬於新增鏈條，並且不由他所控制。他能夠自我控制的也隻有通過努力賺錢才能維持。他和他的夫人必須進入資本市場打拼⑤。
基於這樣的跟蹤調研，我汽車音響電容推薦們的研究一直可以追蹤到內蒙古農牧民生活的教育、醫療、養老、貸款等諸多領域。事實上不隻在內蒙古地區，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勞動者在勞動和消費環節中被異化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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